詹姆士．德尔柏戈（James Delbourgo）着，王品元译，《蒐藏全世界：汉斯史隆与大英博物馆的诞生》，左岸文化，2021。
《蒐藏全世界：汉斯史隆与大英博物馆的诞生》（Collecting the World: Hans Sloan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British Museum）一书主标包含当前科学史研究的两个关键词：采集（collect）与世界（world）。就前者而言，一直到相当晚近，科学史家才开始关心采集。理由在於，当科学史这个学科於一九六○年代初具规模时，研究者关心者往往是抽象理论的突破；关於「采集」这种会把手弄脏之事，科学史家往往视之为枝微末节。
然而，自一九八○年代起，科学史研究迎来所谓「实作转向」（practice turn）。研究者的焦点从科学家在想什麽，逐步转移至科学家在何时、何处、基於何种理由、以何种手段来做科学。影响所及，实验室、博物馆、植物园、田野等科学地点（scientific site）逐步出现在科学史研究者的视野。
2000 年前後，研究者则体会到，如果说科学知识最大的特色是能放诸四海皆准，那麽，单单揭露科学知识的生产地是不够的；如林奈、达尔文等为世界之运作提出解释架构的伟大学者，他们之所以能办到，不是因为他们与世隔绝地做研究，从而参透世界的真理，反倒是他们如何积极地与世界打交道。本书作者德尔柏戈（James Delbourgo）自己是这样说的：
普世知识必须仰赖超越社会阶级、横跨各式文化的普世交游
2004 年，剑桥大学科学史家塞科德（James Secord）发表 “Knowledge in Transit” 一文，呼吁研究者得将「交游」（在台湾，或许「交陪」是更为恰当的词汇）放在科学史研究的中心。科学之所以能放诸四海皆准，关键不是四海游走之人的心悦诚服，反倒是性格海派的科学家费心经营的结果。如此以「世界」取代科学之普世性（universality）的研究取向，研究者称之为「全球转向」。
《蒐藏全世界》可说是前述两大转向中最引人注目的作品之一。作者德尔柏戈於 1972 年出生於英格兰，父母均为义大利人。在东英吉利大学（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剑桥大学与宾州大学接受训练後，他於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师从着名英国史与全球史家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毕业後的德尔柏戈先至麦克基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任教，目前则担任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大学的讲座教授，同时也是哈佛大学科学史系的兼任教授。德尔柏戈长期关心采集与博物学史，亦为当今全球科学史研究的领军人物。
有趣的是，德尔柏戈的第一本书其实是关於实验科学史，且视角局限在十七至十八世纪的美国。在这本题为A Most Amazing Scene of Wonders: Electricity and Enlightenment in Early America (2006) 的着作中，德尔柏戈娓娓道来一页少为人知的电力文化史。我们都知道富兰克林在雷雨中放风筝与发明避雷针的故事；但德尔柏戈告诉我们，在富兰克林身处的美国，为电力着迷者绝对不限於自然哲学家，还包括魔术师、传道者与医生，均为电力所着迷，并藉此探索人类、自然与神圣间的关系。
按照德尔柏戈日後的说法，在他探讨当时对电力感兴趣的人们如何以原产自荷属圭亚那（Dutch Guiana；今日的苏利南）的电鳗进行实验时，他开始对采集与全球科学史等主题感兴趣。显然的，要探讨电鳗实验，关键主题是电鳗究竟从何而来。然而，他发现，这显而易见的问题竟然是当时科学史研究的最大盲点。他体会到，关於启蒙或所谓「科学革命」的研究往往局限在「物理科学及一小群在欧洲大都会活动的人物」，少有研究者愿意将视线转移到世界舞台上，更别说把采集者、奴隶、殖民官僚、旅行者等不会出现在科学论文之作者栏、也不会现身研讨会的行动者纳入考量。
2008 年，他与麦克基尔大学的同事迪尤（Nicholas Dew）合编 Science and Empire in the Atlantic World，尝试回应由电鳗引发的一系列思考。2009 年，他与剑桥大学科学史家夏佛（Simon Schaffer）等人合编 The Brokered World: Go-Betweens and Global Intelligence, 1770-1820 一书，集结对全球科学史感兴趣的研究者，一同探讨间谍、掮客、教会、翻译者等「中介者」（go-between）在全球知识生产与流通的角色。2017 年，他出版《蒐藏全世界》，离他的第一本书已超过十年。至此，一度醉心於实验科学与美国史的德尔柏戈，终於解决他的电鳗问题，蜕变为探讨采集、博物学等主题、并以全球为尺度的全球科学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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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藏全世界》以十七至十八世纪英国科学与医学界动见观瞻、权倾一时的汉斯•史隆（Hans Sloane, 1660–1753）为主角，探讨这名来自北爱尔兰阿尔斯特（Ulster）的贵族仆役之子，如何从当时英国社会的底层与边陲力争上游，於 1683 年取得医学学位，在 1684 年被选为皇家学会会员，1687 年被选为皇家内科医师学院（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会员，1693 年担任皇家学会秘书（secretary），1727 年接替牛顿，成为皇家学会会长，且兼任皇家内科医师学院院长，成为有史以来能将这两个头衔纳入怀中的第一人。
1739 年，在饱受疾病折磨後，史隆着手草拟遗嘱，表示国会若能出资两万英镑，他就愿意将价值八万英镑的博物学、书籍、古物、艺术等收藏交给国家，条件是国会不得拍卖或变卖它的收藏，也不得与其他收藏品结合。他认为他的收藏能彰显神的荣耀，并反驳无神论及其影响；他希望他的收藏应对所有希望欣赏或参观之人开放，且尽量为人所用，如此方能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并推动人类之进步。1753 年一月十一日，史隆撒手人寰，离他九十三岁的生日只有三个月。
经过一番激烈争辩後，国会决定发行彩券，筹措史隆要求的两万英镑——毕竟，在其遗嘱中，史隆也注明，若国会未在十二个月内买下其收藏，他的代理人将会在圣彼得堡、巴黎、柏林、马德里等地寻求买家。1753 年六月，乔治二世於通过〈大英博物馆法〉；1759 年一月十五日，几乎刚好在史隆过世的整整六年後，大英博物馆开馆，馆址位於伦敦的大罗素街上。全球首间免费的公共博物馆，於焉成立。
单看史隆的丰功伟业，读者可能会以为，《蒐藏全世界》不过是另一本启蒙或科学革命之科学英雄的传记。实则不然，德尔柏戈笔下的史隆，绝对不是为真理而挺身对抗权威的伽利略或哥白尼，也非甘冒生命危险、在雷雨中放风筝的富兰克林，更不是把手表当鸡蛋、不食人间烟火的牛顿。
在德尔柏戈笔下，或许可以这样比拟：在高墙与鸡蛋间，史隆会选择站在高墙那边；又或者说，史隆会仔细端详那枚鸡蛋，辨明其真伪、产地与性质後，构思如何以这枚鸡蛋为敲门砖、垫脚石或支点，让他得以翻过眼前的高墙，展望下一堵高墙。是的，对德尔柏戈而言，史隆能平步青云的理由再寻常不过，跟你我在收集邮票、球员卡与宝可梦时所做的并无二致：采集。
故事来到 1687 年的伦敦。凭藉与他同样出身爱尔兰之自然哲学家波以耳（Robert Boyle）的交情，以及其高超的医术，史隆成为牙买加首任总督的私人医师。待在牙买加的十五个月间，史隆花很多时间在解决总督本人及英国殖民者的酗酒问题。与之同时，他也深刻体会到，如时人不无讽刺地点出的，为了促进自然哲学发展而设立的皇家学会，与当时负责奴隶贸易的皇家非洲公司（Royal African Company）堪称「双胞胎姊妹」（twin sisters），有几任的皇家学会会长同时兼任加勒比海地区的总督。刚被选为皇家学会会员的史隆，决意证明这样的观察是多麽正确。
一方面，他协助当地的蔗糖庄园主，维持黑奴的健康，以确保正急遽工业化与帝国扩张的英国社会，能有源源不绝的碳水化合物来源；另方面，他也发现，对人类知识的发展而言，黑奴相当「好用」。他悉心收集黑奴的地方知识，采集他们的乐器与工艺品，庄园主用来惩罚顽劣之黑奴的刑具，并动员他们为其采集。这些自黑奴身体上与脑海中采得的知识，成为史隆日後撰写两大卷《牙买加自然史》（Natural History of Jamaica, 1701-1725）的主要材料。
回到伦敦後，史隆对采集的兴趣并未稍歇。从後见之明来看，他最「划算」的收藏为一名叫做罗斯（Elizabeth Langley Rose）的寡妇。罗斯的前夫为伦敦市议员，同时也是牙买加的主要蓄奴者与蔗糖业者。两人於 1695 年成婚，立即为史隆带来一年三百万英镑的收入，以及一批能让他持续收集牙买加自然史资讯的奴隶大军。当史隆的口袋越深，他的视野也越来越广。关键在於，史隆所置身的英国，也在这个时间点，经历一阵阵激烈的转型，「从一个以务农为主、饱受宗教与族群宗徒的多族群共同体，演化成一个更统一也更富裕的国家，并开始经营世界上幅员最广阔的商业帝国」。区区牙买加的自然史已不能满足史隆；现在，他要采集全世界。
有钱或许能使鬼推磨，但不见得能使人听话。德尔柏戈指出，「史隆要向全世界收集珍品，就得收集同样多种的人」。引用着名科技与社会（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STS）研究者拉图（Bruno Latour）的 “assemble” 概念，Delbourgo 又说，「assemble一词指涉建造某项物品，也有聚集人群之意，史隆能收集到何种物品，取决於他能集结到何等人物」。
确实，当史隆决议要采集全世界後，他所做的不是劝说皇家学会派出采集者，也非向政府施压，希望政府能出面组织海外探险队。他做的其实是寄信给英国的海外殖民据点，期待散落在帝国边缘的垦民、奴隶商人、公司主管、投机客、探险家可以为其采集。要之，与我们比较熟知的深具官方或组织色彩的探险不同，史隆是以一介富绅之姿，编织出绵密的采集网络。
在此网络中流动的不只是金钱，标本也不只是商品，把人与人、人与物牵连起来的也非契约明订的权利义务；支撑起这网络的，德尔柏戈的分析显示，更多是礼尚往来的人情与礼物交换。德尔柏戈指出，「这些网络不仅是史隆事业的脉络，它们就是他的事业，需要不断地运作与协商」；在那个写信还算是个奢侈之举的时代，德尔柏戈估计，史隆的书信往来共有一七九三封。至史隆於 1753 年辞世之际，其收藏涉及的空间尺度已让人乍舌：
世界有多大，史隆的收藏看起来就有多广
英文中有个谚语：you are what you eat；在史隆的例子，我们或许可以说，you are what you collect。在经营他遍布全球的采集网络时，史隆也逐渐演化为德尔柏戈所说的「谨慎、严肃、又全无想像力的基督新教实用主义者」。虽说贵为英国学术与医学界的龙头，他无意如同时代的牛顿或林奈一般，为自然甚至宇宙的运作，提出某种普遍的理论；他乐此不疲的，是为他手中的藏品编目，并就当中特别怪异的收藏，撰写描述性的文章。
可以理解，在那个後世称为「科学革命」的年代，史隆的科学贡献毫不起眼；确实，牛顿本人、同僚与粉丝就曾批评史隆的科学风格，认为这个靠砂糖与为名流看诊而致富的暴发户，毫无理论化与抽象思考的能力，收了一屋子的破烂还沾沾自喜。然而，德尔柏戈指出，史隆可说是英国最严格的事实查核者与谣言终结者；当他汲汲营营地为其收藏建立秩序的同时，他也是在为轮廓初具的大英帝国建立政治秩序。
身为新教徒的他，除了以其医术帮安妮女王（Queen Anne）续命，确保新教的汉诺威选侯（Elector of Hanover；日後的乔治一世）可以继位，杜绝天主教詹姆士党人（Catholic Jacobites）夺权的希望外，更以其收藏为基石，辅以一则一则的藏品目录与描述，为英国社会展现一个政治正确、吻合新教教义、且可通过经验检证的世界。这个世界容不下奇蹟、怪力乱神与道听途说；站在这个世界的中心者，是如他这样知所进退、脚踏实地、靠己身能力站上社会高层的富绅，而非他曾在牙买加目睹的不知节制、放纵、喝酒喝到丧命的王公贵族。
台湾的读者或许乐於知道，1697 年，有个自称为乔治・撒玛纳札（George Psalmanazar）的家伙出现在伦敦，宣称他是来自福尔摩沙，并一路招摇撞骗。当时挺身挑战撒玛纳札者便是史隆。再者，曾任荷兰东印度公司医生、派驻长崎的坎普法（Engelbert Kaempfer, 1651–1716），身後留下的庞大日本收藏与手稿，曾面临遭到後人拍卖的危机；是在史隆的奔走下，坎普法对日本的第一手观察方得以保存与出版，奠定欧洲日本研究的基础。在其着名的关於巴斯德的研究中，拉图曾言，「给我一个实验室，我将举起全世界」；他的意思是，实验室给了巴斯德一处支点，让他可以借力使力，以一系列精巧设计的实验，为世界带来莫大改变。在史隆的例子，或许可以说，十八世纪上半叶，当年迈的史隆思索他可为後世带来的贡献时，他心里呐喊的是，「给我一个博物馆，我就给你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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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藏全世界》为德尔柏戈带来国际声誉。BBC、NPR、New York Times、New York Review of Books、New Republic等媒体均出版书评或专题报导。评论者盛赞德尔柏戈试着重建一个「有血有肉之史隆」的努力。以德尔柏戈的话来说，史隆可说是「成名与失忆两症合发的特殊案例」；他的意思是，即便史隆之名似乎无人不知，甚至「史隆游侠」一词也被发明出来，以讥讽那些住在伦敦史隆广场周遭的有钱人，但具体来说史隆是谁，却无人知晓，甚至也没人关心。
科学史家则认为德尔柏戈赋予「科学革命」更丰富多元的意涵。关心科学史或STS的朋友一定知道谢平（Steve Shapin）与夏佛（Simon Schaffer）的《利维坦与空气泵浦：霍布斯、波以耳与实验生活》（英文版出版於 1985 年；中文版出版於 2006 年），《蒐藏全世界》关心的也是同一时代，甚至也是同一个社会。并置两书，我们可看到，如果说波以耳等实验科学家试着以实验得到的「事实」来建构自然界的秩序，从而描绘出一个理想的政治秩序，史隆要做的并无二致。
当谢平与夏佛引用维根斯坦之语，表示实验是种生活形式（form of life），德尔柏戈则告诉我们，采集同样也是。不同的是，当谢平与夏佛关心的生活形式多少还是局限在伦敦中的都会区，且实践者不过是一小撮自认为绅士的实验哲学家时，德尔柏戈的视角早已跨出伦敦，「从西非的奴隶碉堡延伸到北美的殖民聚落，从加勒比海延伸到东印度公司散布在南亚与东亚的商馆」。采集作为一种生活形式，是帝国的，且没有放在帝国的脉络中，便不能妥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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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蒐藏全世界》的德尔柏戈目前正在从事多项研究计画。一者为深海探险的文化史；当我们提到探险时，思考的轴线往往是二维的，对於深海探险这样涉及垂直维度的科学活动，理解相对有限。二者为采集的暗黑史：显然的，如史隆这样把采集、帝国与奴隶制结合在一起的科学工作者，既非前无古人，更非後无来者。第三则为「知的世界」（the knowing world）之教学与研究计画。
在一篇发表在 History of Science 的文章中，史隆回顾他从「采集全世界」至「知的世界」的心路历程。他表示，全球科学史的研究者要做的既非把科学放在全球脉络中理解，也非探讨科学在旅行；研究者有必要汲取过去被视为区域研究者的心血，探讨过去数百年来与科学共存、交流、激荡且相互倾轧的知识体系。对德尔柏戈而言，在花费十年以上的光阴为读者建构一个史隆曾活过且参与打造之世界的同时，这个世界也改变了他。
Collect 的拉丁文为 colligere，意指把物与字词聚集（gather）在一起。因此，阅读一本书，其实也是在做个「采集的动作」；我们进入作者费心建构的世界，同时也采集作者的概念与语汇，从而学到一个新世界的建构方式或建构世界的新方式。
过去的台湾为采集者的天堂，而晚近公民科学在台湾的蓬勃发展，也意味着采集这种生活方式从未离我们远去。德尔柏戈这本书就如布满着发亮贝壳的海滩；在此邀请各位在当中徜徉，采集当代一流科学史研究者所用的概念与语汇，从而建构一个足以描述台湾之过去与现在的概念博物馆，让历史上与当代曾在台湾自然史上扮演关键角色的采集者与博物学者，在德尔柏戈之「知的世界」中留下属於台湾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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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博物学家的博物学家，如何串接起东西方的采集网络？
当今的大英博物馆收藏了人类过去的宝藏，但是在它诞生的时刻，却是探索新世界的前沿基地。它的奠基者汉斯．史隆，为博物馆的库房藏量和定位，立下了第一个里程碑。他过世後，後人根据他的遗嘱，成立世界上第一个「公共博物馆」。
本书首次运用史隆的标本与物件、还有他的「物种目录」所写成。史隆的遗愿是维持收藏的完整性，结果却被现代学科专业化的趋势所冲散，变成植物标本归於自然史博物馆、书信手稿归於大英图书馆、其他物件与图册归於大英博物馆。作者试图将完整的史隆拼回来，也让我们更加认识帝国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