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昭如
距离二○一四年这本小书首次面世，已经是八年前的事了。
那时决定书写特教学校事件的心情，只能用「憨胆」来形容吧。处理的是难以启齿的性侵事件，又是发生在相对保守的教育体系，吃力不讨好，处处是地雷，令人精疲力尽。我知道，如果写出来了，势必会得罪不少人，如果不写出来，会让孩子继续承担受害的风险，到底该如何取舍？是难解的矛盾，也是价值的抉择。
如果我假装听不懂孩子说什麽，把他们的自白当成随便说说，对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无动於衷，一切就结束了。可是我做不到。面对无法言说的孩子，愿意将内心的煎熬向素昧平生的我娓娓道出，期待透过自己的现身说法扼止伤害继续发生，就算我心里仍有恐惧不安，把这些事书写下来，已成为我无可逃避的责任。
不过，调查采访报导是一回事，应付各界质疑则是另一回事。这些年来，我参与过超过一百场相关讲座，听众最常提出的问题是：「台湾怎麽会发生这种事？是不是你被误导了？」「整件事有太多不合理的地方了，怎麽可能？」
面对这样的疑问，我不知该如何回答，更不知该从何说起。
有读者私下透露，人本基金会颇为两极的评价，是他们对《沉默》存疑的主因。起初我以为这只是少数意见，直到某校老师找我去演讲，事前殷殷提醒：「谈你写书的经验就好，不要提到人本。」某校学生充满歉意地说，他被老师告知此案是人本造谣，要求取消我的讲座，我才惊觉原来把我贴上「人本同路人」的标签充满多麽深的恶意。有朋友善意提醒我，不要「拿人手短」被人本利用了，殊不知《沉默》并非人本基金会委托之作，[1]更不曾支付我任何酬劳，把我当成误闯丛林的小白兔，好傻好天真。
我不明白，该校发生一百多起性平案是公部门认定的事实，足见人本基金会揭露的是实情，既没有造谣，也没有说谎，为何人们还是不（愿）相信？这让我想起美国总统柯林顿与陆文斯基传出绯闻时，他的幕僚鲁宾（Robert Rubin）说，他对真相一点兴趣都没有，「就算他们想告诉我，我也不想听。」为什麽他不想知道？因为一旦知道了，就很难对这些事视若无睹，假装与自己无关。
事实就是这麽不加粉饰，让人不忍卒睹，也不敢逼视。这所学校发生的事不合逻辑到了极点，让人不舒服到想全盘否认，大家宁可蒙上眼睛，摀住耳朵，以为只要不看、不听、不闻、不问，问题就会消失。就像房间里明明有只大象，庞大到让人无法否认，忽视它就在那儿，就是没人谈论，假装它并不存在。
偏见的形成往往是漫长的，有如去除了地面上的杂草，根仍深植在土壤里，不曾消失。就我看来，「歧视」是该校案件频仍的主因：老师有意无意、或隐或显的歧视，将听障生错误的性观念与偏差的性行为视为常态，事发之後又不想、也不愿承认疏失，把一切归咎於学生。既然是「学生自己有毛病」，他们也无能为力。[2]
人们总是渴望世界黑白分明，善恶立判。既然发生了性侵案，只要把加害学生捉起来，不就好了吗？为什麽要追究老师责任？只是人心远比想像中来得复杂，这起案子是非暧昧、处於灰色地带的情况极多，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有罪？谁无罪？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解读与评价。但外界未必知悉的是，大人装聋作哑，保持沉默对受害孩子的伤害，远比想像中要来得巨大，那是种对世界信任的全然崩裂。
二○一三年，澳洲政府组成「皇家调查委员会」（The Royal Commission into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Child Sexual Abuse），花了五年时间调查全国学校、教会、育幼院等机构处理儿童性侵案的问题。他们营造出保密、友善与支持的环境，藉由私下面谈与个案调查，聆听六千多名受害者的证词，发现诸多光怪陆离、惨不忍睹的现象（例如：知情师长告诉受害者：「不要胡说八道」、「你要慢慢习惯这种事」，甚至有受害儿童向师长通报之後，反被该师长性侵），并於二○一七年公布调查报告，[3]指出从一九五○至二○○○年，澳洲有超过一万七千名儿童受害，让外界看见性侵伤害的各种样貌及影响。这份厚达十七巨册的调查报告最引起我注意的地方，是许多儿童发现原本信赖的师长视而不见，或分明知情却不愿伸出援手，很容易产生强烈的自我怀疑及严重的焦虑、身心解离与创伤症候群，这不只让他们易於再度受害，影响其接受医疗服务、建立与寻求谘商的机会，也增加了其他人受害的风险。这是台湾处理校园性平事件时鲜少触及的面向。
为何机构得知真相却宁可保持沉默，不愿积极处理？这牵涉到成人对儿童权利与认知发展的成见。儿童在成长过程中，经常被教导成「不可以挑战成人」，若是说出成人不愿相信的事，经常不是被当成随口说说，就是视为挑战权威。当儿童从成人的反应发现性侵是不能说出口的，或是说了也没人相信，强大的矛盾、迷惘与不安让他们再也无法敞开心房。但若是有人愿意真诚地倾听，而且是在温暖安全、没有曝光之虞的条件之下，他们是很愿意说的，而且是毫无保留地全盘托出。
有学者指责我为了写作迫使孩子揭露创伤，对他们造成二度伤害，实在是误会大了。其实是有孩子不愿多谈，我也从不追问，说或不说，这是他们的权利，外人无权以任何理由（像是「你要勇敢一点，说出来」「说出来，才能救其他人」，难道「不说」就代表「不勇敢」？难道其他孩子被性侵，是他们的责任？）如此要求。我接触过的孩子大多聪慧而敏感，懂得选择适当时机与对象倾诉，他们最大的痛苦未必来自性侵本身，而是没人信任与倾吐的无助，很需要有人理解那样的感受。至於我能做的，只是陪伴与倾听，相信他们的感受，接纳他们的情绪，如此而已。有些人（特别是没接触过受害者的人）以为要求受害者噤声不语，什麽都别提，才是保护他们的最好方法，我只能揣测这是基於善意而产生的误解。
澳洲皇家调查报告收录了不少儿童坦承受害以後，被机构里的成人指责「不要乱讲」的例子，并解释这种「机构的背叛」（institutional betrayal）源自於视性侵为丑闻或威胁的心态。当机构的存续是主事者首要思考的目标，常以「保护机构名誉」为由包庇加害者，掩盖罪行，要求儿童原谅加害者，甚至否认受害一事，因为对机构而言，漠视或隐瞒性侵是在进行「危机管理」，任何对机构存在的威胁，就是对自己的威胁。这种保护名誉、以机构利益为优先的考量，不只背叛了儿童的信任，也牺牲了儿童的安全，正如受害者ARY在接受委员会调查时所言：
「这个校长在霸凌学生，他是个懦夫。他牺牲学生的安全与福祉以维护学校的声誉。如今我回顾这件事，理解到过去的我与其他同学遭到性侵时，学生的福祉从来不在学校的考量之中。」
机构的背叛足以造成各式各样的扭曲，记忆的扭曲，道德的扭曲，人性的扭曲……说到底，他们心里根本就没有孩子。
至於并未涉案、却保持缄默的那些老师，又是怎麽回事？他们的沉默是毫不知情，或是另有隐情？他们是真心相信学校没有出事？或是基於保护校誉才沉默不语？我问过负责调查的D老师，他相信多数老师是被蒙在鼓里，却也坦承自己在发现学生谈论性侵时心想：「小孩子懂什麽？只是闹着玩而已」，未再追究下去。我想，这些老师不是演戏，也不是装蒜，而是学校发生这麽大规模的性侵，跟他们长久以来内化的孩子的印象有所矛盾，学校又是他们奉献已久、自我价值所系之处，面对外界质疑的负面言论，在情感或理智上都难以接受，自然会产生膝反射式的否认心态。心理学家早已指出，人类在面临恐惧时，内心闸门会自动阻止不安的讯息进入意识，选择拒绝相信，二次战後至今仍有德国人打死不信纳粹罪行，甚至视大屠杀为漫天大谎，就是最好的例子。我想，这些老师选择以「逃避」或「否认」来面对外界批评，应该是出自这种自我防卫的机制。
或许这世上没有真正的恶人，只有内心软弱的人。
因为了解那种夹杂着痛苦、恐惧与羞耻的复杂情绪，我从未公开学校校名与涉案老师姓名。就算我自认顾及了他们颜面，仍有人认为我不在教育界服务，没有资格指责他们，这种「血统论」式的批评十分常见。也有人替该校老师打抱不平，认为《沉默》严重打击老师士气，不尽公允，例如在该校担任志工的凯特在脸书留言：「……其实学校许多人都很努力在做後续的处理，我希望大家可以站在鼓励改善的态度多一点，舆论有时对认真的人并不公平。」
从凯特来信的字里行间，我可以感受到他对该校状况的不忍，这与我在书中的主张并不冲突。我确实对部分视而不见的老师有所批评，并非我认为该校尽是差劲的老师，而是我知道老师也是人，有着身而为人的局限，很难跳脱习以为常的官僚体系，用其他角度看待自己的所作所为（或是不作为），换作是我，在缺乏自觉、不够警醒的情况之下，可能也会做出同样的事来。後来我这麽回覆凯特：
「书写《沉默》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点出台湾特殊教育系统出了什麽问题，进而引发各界亟思解决之道，全书关切的重点不在个人，而是体制，全书所欲批判的对象不是个别老师之恶，而是结构制度之恶—到底是什麽样的政策、环境与文化，竟容许部分老师可以疏忽、怠惰到这种地步？既然是制度、而非个人造成的错误，那麽个别老师的『邪恶』或『善良』与否，相形之下也就不那麽重要了。
我从不否定该校老师的付出，然而肯定他们的努力或许重要，却没有那麽急迫，即使肯定他们的用心，也无碍於我对该校在师资培训、性平教育、乃至人事结构等千疮百孔、盘根错结的批评，正如同医师主要只负责诊断病症，不对健康器官多所着墨，是同样的道理。何况在问题如此复杂且彼此拉扯的情况下，单凭个别老师的认真与善意，是否能让一所行政效能几近失灵的学校改头换面？说真的，我不并乐观。
如果你看完《沉默》，也相信我没有扭曲事实，应能了解该校之所以演变至此，不全是那几粒『老鼠屎』的问题，而是整锅粥根本就没煮熟，就算没有老鼠屎，恐怕还是难以下咽。仅靠个人式的爱与善心并无法改变结构之恶，唯有透过全面的、彻底的、观念性的改革，才有可能杜绝憾事一再发生。」
後来，我再也没收到凯特的来信，也不确定他是否看到我的回覆。我希望他看到了，也领受到我的诚心与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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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沉默》出版以来，常有陌生人（且以男性居多）透过各种管道，向我诉说一段又一段让人屏息、不知所措的受害经验，那麽多怨恨、悲伤、负疚，彷佛永远不会离去的梦魇，就算我努力倾听，能做的仍极其有限，这让我感到哀伤。近年我已甚少公开谈论此案，毕竟每次发言都是理性与感性的争战，案情又牵涉到那麽多隐私与信任，我必须控制自己情绪，避免向来乐於偷窥、猎奇的媒体忽略《沉默》揭露案情的意义，只剩下作者愤慨的语言或手势等浮光掠影，这是我最不愿意见到的。
乔治．欧威尔说：「写一本书，就像生一场大病，是个可怕且耗费精力的长期奋战，要不是有个无法抵抗的未知魔鬼在驱使，没有人想做这样的事。」耗费心力书写如此沉重的议题，我自有我（广义）的政治企图，只要有机会促成有意义的对话，改变一点点令人无力的现状，我很乐意与不同声音进行交流。至於毫无诚意、或已有预设立场不想对等沟通的人，我以为毋须浪费时间多费唇舌。但只要有适当机会，我一定会重申我的立场，那就是：《沉默》不是基於任何政治正确而来的书写，「理解」才是我书写的唯一心愿，唯有更多人理解事件原委，理解涉案孩子及家长处境，理解现行制度下老师的困境，才是对受害者最有力的支持，才是扼止悲剧再度重演的契机。我能做的只是微不足道的书写，但仍满心期待有更多人透过这部小书，关心这群口不能言、哀伤无处可诉的孩子，了解体制长期对他们的漠视。
附带说明，台湾从北到南有其他学校均发生过类似状况，[4]绝不是「特教学校」「特教生」专属的现象，只是有的问题仍未显现，有的显露程度还不够引起注意。我不愿针对特定学校或老师进行批判，「捉巫婆」并无济於事，制度性的理解与审视，才是我期待的後续效应。只可惜外界（包括圈内知情人士）在提及此案或拙作时，仍着重於案情的批判，鲜少针对结构性问题进行更细致的探究，我感到非常遗憾。
教育体制背後代表的是一种权威、文化与价值，而这样的权威、文化与价值，强烈形塑了教育者如何看待及处理性平事件的角度与态度。「性是不可言说」的文化氛围，不只掩盖了受害者向外呐喊的机会，也遮蔽了知情者揭发真相的勇气。[5]我知道，老师保持沉默未必是满意现状，而是担心出面会被秋後算帐，他们内在的恐惧，我看见了，也可以理解。为了避免不幸再度发生，唯有更多教育者承认自己的不足，才可能跨越认知的局限，虚心侧耳聆听，让当事人发出声音，透过公共领域的讨论与言说反省，局势才有逆转的可能。
打破沉默，揭发事实，是走向改革的第一步。但愿未来人们忆及此案是因为记取了教训，而不是记得彼时众人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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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二○一二年秋天，我透过纪录片导演蔡崇隆得知此案梗概，在好奇心驱使下主动与人本基金会联络，经过一个多月反覆思考才决定撰写《沉默》，外界谣传我是「拿钱办事」并非事实。
[2] 该校前生辅员张○翔多次於《沉默》脸书（已停止更新）粉丝页留言，表示「学生都是自愿的」，质疑《沉默》与公部门调查报告的真实性。他说，某些案件都是「创造出来的」，因为「孩子都会挑对自己有利的讲」，网友要他提出证据，他以「我一开始就讲，不可能有人相信我」作为回覆，事隔数月又将留言全数删除。张先生亦曾以「张小老头」之名，在读者imet建立的「不再沉默」网页（http://nomoresilence.logdown.com/posts/206480-nomoresilence）多次留言，读者可自行查阅。
[3] https://www.childabuseroyalcommission.gov.au/
[4] 若干学校处理性平事件的粗疏，与这所特教学校几乎如出一辙。详参本人另一部作品《沉默的岛屿：校园性侵事件簿》，人本基金会，二○一八。
[5]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与《性别平等教育法》有性侵案通报人身分应予以保密的条款，但前者没有罚则，後者最高仅能开罚十五万元，且未明文禁止工作单位以调职等手段对付吹哨者，使得教职员面对校园性侵事件时多半选择沉默。
（本文为《沉默：特教学校集体性侵事件》（新版）後记）
书籍资讯
书名：《沉默：特教学校集体性侵事件》（新版）
作者：陈昭如
出版：春山出版
日期：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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