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国内用twitter用什么翻墙

与神同巡率众前行队伍。（图片／《大溪大禧》专书提供）

以「一场跨越当代设计与民俗信仰的城市祭典」重新定位台湾传统庆典的「大溪大禧」，是为迎接有「大溪第二个过年」之称的关圣帝君圣诞庆典到来，自农历六月廿四往前展开近一个月的「前祭」，而《大溪大禧：当代设计与民俗信仰一起策展》便是将五年实践经验集结而成的文化品牌专书。

将城市风貌地景透过新型态遶境路线串连。（图片／《大溪大禧》专书提供）

全书以10组「原乡」关键字作为起点，从发掘原乡记忆诉说起，完整记录大溪木博馆与策展人深入探讨这座保存「生鲜文化」的博物馆；书中以生动的图文描述带领观者宛如亲临庆典线上线下的现场，如新型态遶境与酬神戏的变身、持续以设计力纪录大溪人事物的主题特展、感受信念无远弗届的关公宇宙云端现场等，一个个记忆犹新且深刻的主题企划，背後是一系列的设计思维所构思的多元组成画面与设计方法的落实，因此，本书更直捣大溪大禧指挥中心，一窥幕後策展团队的工作方法模式如何被系统性的拆解，以及总是充满惊喜、让人直呼不可错过的大溪最潮行销学！

文化界三方对谈，由左至右：云门文化基金会执行总监洪凯西、大溪木艺生态博物馆馆长陈倩慧、「大溪大禧」总策展人暨衍序规划设计总监刘真蓉。（图片／《大溪大禧》专书提供）

这不只是一本幕後特辑，更是从「大溪大禧」的核心精神出发，带领读者看见策展团队不同层次的策略与思考、传统文化与当代设计的相辅相成、设计力如何推动地方文化记忆的价值与魅力，以及在筹办过程中，如何滚动地和大溪人凝聚共识，人人都可以参与、分享、见证，同时一起与这座城市创造与延续文化。

神嬉舞夜，传统将军结合表演艺术的跨域创新。（图片／《大溪大禧》专书提供）

本文收录自《大溪大禧：当代设计与民俗信仰一起策展》

书籍介绍

2018年起，来自桃园大溪，出现了一个万众瞩目的庆典「大溪大禧」，以「一场跨越当代设计与民俗信仰的城市祭典」为定位，成为近年台湾具代表性、地域型的台湾文化庆典。本书将五年的实践过程编集成册，将深入拆解庆典内容，从博物馆学实验，到策展方法实践，带你身历其境、一探究竟！

总编辑｜陈倩慧、刘真蓉
作者｜桃园市立大溪木艺生态博物馆
出版｜桃园市立大溪木艺生态博物馆、一页文化制作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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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桃园市立大溪木艺生态博物馆 图片/一页文化 核稿/郭璈文字/桃园市立大溪木艺生态博物馆 图片/《大溪大禧》专书提供 核稿/郭璈文字/桃园市立大溪木艺生态博物馆 图片/《大溪大禧》专书提供 核稿/郭璈文字/桃园市立大溪木艺生态博物馆 图片/《大溪大禧》专书提供 编辑/郭璈 核稿/郑旭棠、郭璈文字/桃园市立大溪木艺生态博物馆 图片/《大溪大禧》专书提供 编辑/郭璈 核稿/郑旭棠、郭璈…

早在 16 世纪葡萄牙人喊出那声 “ pescadores ” 之前，澎湖早已是渔人之岛。这次专题，让我们重新理解澎湖，重新阅读那些因缘际会来到澎湖的人、那些在澎湖落地生根的人，以及那些离开澎湖的人。透过移动的轨迹、餐桌的菜肴与渔民的日常，我们将道出海所串联的，澎湖的故事。
 
而第一篇登场的，是岛屿上的人──澎湖讨海人的一天。属於这些渔民的「移动」轨迹是什麽呢？他们的一天，和常人有什麽不同？

清晨三点半，澎湖最大的渔市场──马公第三渔港的渔市场已经挤满了人、进港的渔船、货车，以及最新鲜的渔获。
 
马公第三渔港兴建於 1981 年，可停泊约 2,000 艘渔船，周边设有渔市场、制冰厂、物流理货区、整渔网场和渔港安检所，是目前澎湖最重要的渔港及渔获集散地。
 
渔市场分为标鱼区与零售区，清晨三点半是大盘、中盘商在标售跟大量采购零售渔获的时间，清晨六点开始则陆陆续续有购买零售渔获的一般家庭客人。
 

那麽，你以为美好的一天是从买到新鲜的鱼开始的吗？
 
对讨海家庭来说可不是。对讨海家庭而言，这已是一天的结束，买卖鱼其实是整个渔获商品链的最後一个步骤，渔市场更是渔业商品链的最後一个工作地点。
 
有别於农村或都市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渔村是完全相反的生活时间，讨海家庭的一天从下午三点开始。
 
下午三点讨海人会开始整网、挂饵，并在港边观察天气、风向和风速等因素，判断出海的时间与渔船行驶的航线。
 
大约下午四、五点，待时机成熟，渔船就会整装出海，接着讨海人就是在海上捕鱼、收网、捕鱼、收网⋯⋯重复着讨海作业，一直到隔天清晨约莫两点进港。

然而，从渔获进港之後、到送到消费者餐桌上之前，还有一个神秘的空间，主宰着每日海鲜市场的流动：宫庙。在澎湖各村街，多半会有一个宫庙作为信仰中心，这个宫庙同时也是商业中心，从批发市场来的零售商品，会在各村宫庙前，由盘商聚集而成的市集贩售。
 
在宫庙市集前交换关於渔获的情报，也是讨海人家庭每日必要的行程之一。由於讨海人家庭不会每天都到第三渔港这样的大型批发市场，所以宫庙市集前的讯息交换显得格外重要。从宫庙市集上，可以看出每日商品的价格、渔获的种类和买卖的趋势。
 

这些资讯供讨海人家在渔获捕捞或贩售上作参考，也可能成为判断讨海渔场位置、挑选捕获鱼种，或是安排进出海时程的依据。
 
在心中揣想好每日的渔获价格之後，进港後就必须趁着渔获新鲜，赶快将渔获卸货、按照种类跟大小分类、包装，等到了清晨三点半，大、中盘商陆续聚集，你会看见讨海人的妻子开始在渔市场叫货、卖货，再继续叫货、卖货。
 
大约到了清晨七、八点，渔获差不多卖完，讨海人还需要去帮渔船加油、加冰，负责销售渔获的讨海人妻子则去渔会和银行处理渔获的帐款，等这些都忙完後才能回家吃饭休息，再次等待下午准备出海。同时间的我们，才准备起床上班上学，而在清晨已经采购完的中大盘商，也早已经把渔获包装後运送到全台湾各地的市场，等候我们去购买最新鲜的渔获。
 
从海上到桌上的渔业商品链是日落而做、日出而息的，渔获从海里、渔船、渔市场、住家附近小型市场再到加工厂，最後才端上我们的餐桌。因为鱼种、渔场和地方文化气候不同，这些渔获也可能有不同的特色和风味，於是也才有了澎湖的狗母鱼丸、干贝酱和熟小管这些特色名产。
 

郑保瑞导演的《智齿》从警察丢枪事件贯穿剧情，本片在第59届金马奖获得14项提名入围。

当逃跑的王桃（刘雅瑟饰）抢走督察任凯（李淳饰）的枪并当众击发後，任凯重新逮住王桃，原本冷静的他突然情绪失控，发了狂似地质问王桃：「我的枪在哪里？」王桃颤抖回答，我不知道，可能弄丢在半路上了。任凯失了魂般趴卧在地寻找自己失踪的枪，一旁资深警官斩哥（林家栋饰）也加入质问行列，并将王桃铐在废弃轿车车门边，要胁她：在他们找到枪以前，她别想逃走。

故事脉络里，警察失枪固然是严重的事，然而「两个失去枪的男人对着一个夺走他们的枪的女人咆啸，要胁，甚至软禁」，令人不禁想问，电影中的「枪」对於男人与女人的意义是什麽？

父权的追杀

在讨论关於枪的问题之前，必须先厘清电影中的四个主要角色的互动关系：资深而火爆警官斩哥、初来乍到的督察任凯、刚假释的王桃，以及连环杀人案的凶手山田（池内博之饰）。

斩哥与山田在角色构成相当类似：他们同为中年男人，且在他们心里，都有一个已逝的、残破的女人──被王桃撞伤残废的斩哥妻子，失去左手的山田母亲──他们耽溺在过去的时光，怀念曾经的「圣母」，并渴望从现世中寻求，通过一种暴力的方式得到补偿。前者想要王桃一命抵一命，後者则是割下陌生女人的左手，企图再制记忆中的母亲。

演员林家栋在《智齿》中的演出入围本届金马奖最佳男主角。

两个中年男人施加暴力的对象，无论是王桃、毒贩，或被杀害的女人们，清一色皆是年轻女性。斩哥在斜坡上追逐王桃的戏码：年轻女人抓着绳梯，拚了命想要往上爬，可是位在下方男人用自身的力量优势，想让女人跌落，电影以具象化的动作场面，呈现父权时代的旧男人，与那些想要脱离父权控制的年轻世代女性，两者在当代的权力位阶关系。

似乎在暗示一群服膺父权的旧时代男人眼中，这些试图脱逃的女性，是不正经的垃圾，是需要重新被规训惩罚（一命抵一命）、被矫正（切下左手）的对象。

枪与阉割

在电影中，「枪」不仅是可以掌握他人生命的武器、一种警察身分的代表，它邻近裤裆的佩戴位置，也让人联想到阳具，一种阳性秩序权力的象徵。枪的剥夺，意味着主体权力被阉割，当斩哥的枪被任凯夺走，而任凯的枪又被王桃夺走，便形成的一种递进的阉割关系链。

《智齿》极致的黑色电影美学，使本片获得第4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摄影」与「最佳美术指导」。

任凯夺走斩哥的枪，是因为他认为斩哥失控，不具备理性，没有资格做一个警察——如果说，所谓做一个警察，就是做一个标准男人的话——这意味着任凯，作为一位相对拥有理性的新世代男性，面对拥有父权旧时代思想的斩哥时所作的反抗与控制。

有趣的是，当任凯打开抽屉，看见里头被没收的斩哥的枪时，他的智齿痛了起来，这颗贯穿整部电影，发疼的智齿，总是让他情绪失控。而当他与与另一位父权男性山田打斗时，在猛力攻击下，智齿脱落，使不再受牙痛影响的他，最终杀死山田。那颗任凯亟欲摆脱的智齿，正是当代男性身上残留的父权阴影。

《智齿》导演郑保瑞凭藉作品《智齿》角逐本届金马奖「最佳剧情片」与「最佳导演」。

而在王桃身後，总有一群想杀死她的男人——斩哥、山田与黑帮混混。她最一开始的生存策略是逃与躲藏，直至被逼到绝境，才拿起水果刀与任凯的枪，与男人们进行对峙。混混们嘲笑王桃握有武器却不敢攻击，一如父权男人嘲笑女人不具备阳性特质，即便握有权力也无所适从。

王桃握着任凯的枪有两次击发，第一次她朝任凯开枪，但任凯毫发无伤；第二次，则是将解救她的斩哥误认为是追杀她的山田，当场击毙对方。王桃为了生存，不得不动用暴力，扣下扳机，她的「不得不」，展现在每次开枪後的哭泣、恐惧与懊悔情绪。在这场充满性别意味的战斗中，作为新世代的任凯与王桃活了下来，而斩哥的死亡，成为了父权男人面对过去犯行时，所作的忏悔与赎罪。

导演郑保瑞想透过《智齿》纪录下香港正在消失的一面，似乎也隐隐呈现着旧时代父权意识的崩解消亡，新时代的性别意识正在崛起，企图反抗、脱离前者掌控的行动。

新世代的男人可以因为一颗智齿脱落而获得成长，新世代的女人却仍需要经过一连串追杀、强暴，才终能获得「被允许存活」的机会，是否暗示着性别在当代社会中似乎仍是弱势者难以克服的原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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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E 深度探讨当代文化趋势，并提供关於音乐、阅读、电影、饮食的文化观点，对於当下发生事物提出系统性的诠释与回应。

文字/杨凯丞 图片/华映娱乐提供 编辑/Mion 核稿/郭振宇、李尤文字/杨凯丞 图片/华映娱乐提供 编辑/Mion 核稿/郭振宇、李尤

回到专题：❍ VERSE 2022｜第59届金马奖系列专题 ❍ …

许多台湾人对於秘鲁的印象，或许只停留在「一个位於南美洲、遥远又神秘的国度」。不过，在 2012 年有一位台湾的年轻人，不远千里飞往秘鲁的第二大都市阿雷基帕（Arequipa）并募资成立非营利组织。他们不仅协助当地孩童解决学习的问题，也在社区进行各种重建计画、提供医疗协助甚至帮忙推动平权运动。这个由台湾人共同创办的组织叫做「HOOP」（Helping Overcoming Obstacles Peru）， 创办人是来自宜兰、现正於美国关怀基金会（Americares Foundation）担任监测与评估资深总监的李尚儒。

一切是从「推翻慈善机构」开始？

我们问李尚儒，当初为什麽会选择到秘鲁这个台湾人比较陌生的国家？「2008 年，我看到一个英国的组织在阿雷基帕招募英语教育志工，想说先累积一些经验，所以就报名了。但我到了後，发现这个组织在财务与任务定位都有许多问题，所以我和几个当地志工和工作人员联合起来，有点类似推翻原来的组织吧，再继续和同个社区合作。」李尚儒笑谈这段十几年前的往事。

「这种事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只是志工通常是短期服务，可能两周、最多几周就走了，遇到不公平的事摸摸鼻子算了。但和当地居民逐渐熟稔後，才发现蹊跷。我觉得这个社区纯朴可爱、想继续为他们做点什麽，才决定开启系统性的改变。」这也成为他 2012 年和当地几个朋友成立 HOOP 的契机。在秘鲁待了快 4 年後去美国念研究所。毕业後，他虽然留下来从事全球公共卫生和非营利组织安全有关的工作，不过也一直持续为 HOOP 不定期协助各种计画，「疫情之前，我每年大概会回去两次，COVID-19 疫情之後比较不方便，大概一年一次。」
 

从医师到慈善组织创办人的斜杠人生

访谈中，我们才知道当年李尚儒是放弃稳定高薪的医师工作、飞去秘鲁，不免问他是否曾後悔过？「我完全没有後悔过，但和家人难免有些不愉快，毕竟他们很难理解我真正想做的事情，但基本上我就是个先斩後奏的人，辞职了、机票买了才公布消息。他们也只能接受。」李尚儒说。

计画服务的当地居民不多，只有 250 到 400 户，类似几个里的规模。「一开始我们继承旧有组织，从事与教育相关的计画，提供小朋友英语教育、寻找师资和实施课辅计画；後来因为我的医疗背景，也开始当地卫福医疗单位合作推动心理健康计画，结合 UNSDG 的妇女平权运动等。」目前组织有 7 个在秘鲁的正职员工，包含专案管理、社工师、心理谘商师，还有一些训练人员。「我们的定位是小规模、社区型 NGO，社区的任何问题都会协助，其他台湾、英国和美国分部，主要从事招募志工、募款、倡议工作，疫情之後，主要业务就集中在宣传。」
 

当地社区妈妈组成的「妇女会」

从教英语、修水电到平权运动，居民与组织的双向协力

这个社区属於许多住不起市中心的居民组成的外围都市，「有点像三不管地带」，李尚儒说，「我们就是在其中一个小小的地方服务，也没有打算往其他地方扩大发展，因为我们的目标不是炒短线，只有长期稳定耕耘才对居民最有帮助。」

我们也好奇，会有居民团体和 HOOP 一起合作吗？他点头说，「像社区妈妈们有一个委员会，我们会一起不断讨论和修订孩子的教育计画，後来她们也提出医疗需求，甚至想要学习妇女平权、微型金融等知识。我觉得我们的双向沟通真的都进行得不错，彼此都有成长。」这些团体一开始也算是由 HOOP …

　　维吉尼亚‧吴尔芙（Virginia Woolf）曾哀叹勃朗特姊妹才华出众，但「过着贫穷的生活，限制了她们的眼界」。而美国新闻记者、编辑和文化评论家茱蒂丝‧舒拉维兹（Judith Shulevitz）认为刚好相反，勃朗特姊妹不甚愉快的劳动经验（主要是当其他有钱人家子女的家庭教师，她们其实全都很讨厌人类，更讨厌社交，因此不喜欢这份工作），以及感受到性别和阶级歧视的事实，成了她们创作灵感的来源，正是因为如此才成为伟大的作家。

　　贫穷且不善交际的前家庭教师夏绿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以及她更不善社交的妹妹艾蜜莉，生活在远离伦敦文坛、约克郡沼泽地的牧师馆，每天为父亲打理家务，她们怎麽会去写小说和诗歌，还写得几乎比其他19世纪的英国小说和诗歌都来得出色呢？吴尔芙（Virginia Woolf）在1925年一篇谈到《简‧爱》（Jane Eyre）和《咆哮山庄》（Wuthering Heights）的文章写道：

　　「当我们再一次讲述《简‧爱》时，我们无法消除这样一种疑惑：她的想像世界如沼泽地的牧师馆那样陈旧，如维多利亚时代中期那样过时，那是一个只有好奇的人才会去，只有虔诚的人才会留下的地方。但当我们打开《简‧爱》阅读两页纸以後，所有的疑惑都从我们的脑海消失了。」

　　如果说夏绿蒂的小说是一阵狂风，那艾蜜莉的《咆哮山庄》就是一场暴风雨。吴尔芙写道，艾蜜莉笔下的人物乃至鬼魂，都有「一股超越现实的生命之风」（跟大多数读者一样，吴尔芙忽略了最小的勃朗特：安妮，一个不太出名的小说家和诗人，以及三姊妹的兄弟布兰威尔・勃朗特（Branwell Brontë），一名失意的诗人和艺术家，後来酗酒成性）。吴尔芙接着写下一篇更着名的文章《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她感叹若不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习俗束缚了夏绿蒂的潜能，她可能会创作出更多东西。

　　吴尔芙捕捉了《简‧爱》里的一段话，她认为在这段话中，她听见夏绿蒂透过简所发出的声音，向读者讲述女性被排斥在「忙碌的世界」与「实际经验」之外，并哀叹勃朗特姊妹的才华被限制在「做布丁、织袜子、弹钢琴和刺绣」上。吴尔芙认为，无论夏绿蒂的想像力有多大胆，也因环境多少受到了限制——她「永远无法完整地表现其天赋。她的书将变形和扭曲。她本该平静地写作，却在愤怒中执笔。」吴尔芙觉得，假如夏绿蒂「每年能有300英镑的收入」，所写得作品会更好。

　　舒拉维兹并不认同吴尔芙的观点，她认为吴尔芙没有察觉到勃朗特姊妹的故事吸引人的原因，她写道：「勃朗特家的社经地位劣势并没有阻止她们，夏绿蒂和艾蜜莉以前所未有的敏锐眼光，探索与运用了性别牢笼。这对姐妹碰巧拥有丰富的『实务经验』，尽管她们一点也不喜欢人群。被逼着进入社会後，他们又以最快的速度返家，在逃离社会的过程中，他们找寻到培养自己原创声音的自主权。然而，正是这些进入女性劳动力市场的尝试与冲击，给予了她们最好的创作素材。」

　　勃朗特姐妹是其时代所属阶级的典型女性：受过教育、贫穷，可能注定终生未婚。他们的童年独一无二，很小的时候丧母，但勃朗特家的孩子享受在忙碌父亲善意的忽视中，充分利用自己的自由发展出复杂的幻想世界。他们能读什麽就读什麽；在後院的沼泽地度过漫长的下午；创造具有大量历史和政治阴谋的异国故事；上演他们演给自己看的戏剧；发行只有他们才会阅读的杂志；把小说和诗歌缝制成微型书，上面的字小得连家里的大人都看不懂。然而，成年後他们不得不离家外出找工作，对勃朗特家的孩子来说，主要是当有钱子弟的家庭教师。

　　夏绿蒂的第一份教学工作持续了三年，她认为这份工作是「不愉快的束缚」，而学生是「愚蠢的傻瓜」。接下来，她和安妮开始担任家庭教师。在夏绿蒂第一次担任家庭教师期间（持续了两个月），她惊恐地发现自己沦为了光鲜亮丽的「保姆」。夏绿蒂写给艾蜜莉的信说：「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认识到，一个私人家庭教师是不存在的，不被认为是一个有生命和理性的人，除非她必须履行令人厌倦的职责。」安妮的第二个家庭教师工作做了五年，而厌世的艾蜜莉曾经在一所女子学校当过一段时间老师，她甚至直接告诉学生：比起她们，她更喜欢学校里的狗。

　　夏绿蒂和艾蜜莉第二次都是在布鲁塞尔的「Pensionnat Heger」教书，她们也是那里的学生。几个月後，艾蜜莉辞职搬回牧师馆当家管，夏绿蒂则继续坚持了一年，主要是因为她爱上了老师兼同事康斯坦丁‧黑格尔（Constantin Heger）。作为一名才华横溢、有魅力的教授，他是第一个认识到勃朗特姊妹的力量，并将她们视为知识份子的男性。

　　黑格尔与夏绿蒂的雇主、学院主管结了婚，而他对女学生（尤其是夏绿蒂）表现出一种轻浮调戏的情感，克莱尔‧哈曼（Claire Harman）在着作指出，夏绿蒂「渴望爱情」，肯定被黑格尔对她的强烈兴趣所征服。无论她和他之间发生了什麽事，很可能「大多是发生在她自己的脑海中」。黑格尔的妻子也注意到夏绿蒂的「高度亢奋状态」，并开始密切关注她。因此，黑格尔逐渐与夏绿蒂保持距离，就这样过了好几个月，直到夏绿蒂辞职。回到家後，夏绿蒂想跟艾蜜莉、安妮一起在牧师馆开办学校，但她却把精力都投入在写信给黑格尔，而对方断断续续且严肃地回信，使她越来越绝望。

　　勃朗特学校从未开始。反倒是夏绿蒂写出她试图出版的第一部小说《教师》（The Professor），这本书隐晦的描述了她在布鲁塞尔的经历，不过这本小说在她有生之年从未出版。夏绿蒂在下一部小说《简‧爱》和最後一部小说《维莱特》（Villette）中，充分运用了自己过往的工作经历，并藉此释放了自己对黑格尔的感情，使小说内容充满了情慾。

　　简爱在桑菲尔德庄园扮演了一个模糊的角色：类平等、类保姆的人，使她成为上层阶级与劳动阶级的敏锐观察者。《维莱特》的孤儿叙述者露西‧史诺（Lucy Snowe）在比利时的一间女子学校教书，她爱上了自己的老师。藉由她使读者了解到，当雇主预谋陷害自己的雇员时，一份工作如何变得有害。简和露西都在努力与那些不断违反职业界限、引诱人的上司划清界限，舒拉维兹写道：「简而言之，如果夏绿蒂每年有300英镑收入，她就不可能写出让读者惊艳的小说，直白地描绘中产阶级女性的工作环境，并继续启发我们这些同样必须自食其力的读者。」

　　吴尔芙断言，在所有女性作家中，除了珍‧奥斯丁（Jane Austen）之外，艾蜜莉是唯一一个超越「性别限制」，对自己的女性特质表现出冷漠的作家。的确，艾蜜莉以冷眼和非凡的洞察力观察她笔下的男性角色及其世界，将道德的复杂性和优雅的时刻赋予其中最糟糕的人。但吴尔芙，以及一个多世纪以来的评论家，都没能发现艾蜜莉在众目睽睽之下所隐藏的女性抗议。艾蜜莉小说的核心是一个不起眼的佣人奈莉‧迪恩（Nelly …